中国素以有雄厚的典籍蕴藏而闻名于世，但它们能经历几千年的岁月保存下来，实在不是一件易事。兵灾、自然灾害，加上独裁发昏政府自戕似的毁灭书籍，经过这种种坎坷能幸免于难的可真是“万幸”了。文化史上得而复失，失而复得的情况屡见不鲜，影响最大的要属四次大发现了。

一是汉武帝末年“古文经书”的大发现。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，从孔子家墙壁中得到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等书，这些书是用汉以前的篆文写的，被称为“古文经”，它的发现引起了历史上有名的“今文经学”和“古文经学”之争。

二是西晋初年汲冢竹书的大发现。在魏襄王墓（或言安釐王墓）中得竹书数十车。晋武帝命荀勖撰次编辑为《中经》。因为是在汲郡墓冢中挖掘出的，史称《汲冢竹书》。汲冢书除经（《周易》）、史《竹书纪年》、ト筮书外，还有辞典类的《事名》、画赞属的《图诗》、神话小说《穆天子传》等。

三是1899年“殷墟”甲骨文的发现。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壳和牛骨上的殷商文字。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，先是被农民捡来当“龙骨”卖给药店，药店转卖给古董商人，古董商又转贩京津地区，有一些为知识分子所收藏。经过研究，终于在1899年认出甲骨上的文字是商代文字。从此引起收藏、购买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，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学科——甲骨学。甲骨文的发现，把我国文字历史提早了几百年，使商朝历史研究有了可信的史料。

四是1899年敦煌宝藏的大发现。它和甲骨文的被译出几乎是同时的。1899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年了。敦煌宝藏原藏敦煌石窟密洞中。藏书总数达2万余卷，大部分是佛经、道经等经卷，还有史、子、集、诗、词、曲赋、通俗文学、图经、方志、医书、历书等，涉及范围极广。除用汉文抄写外，还有用梵文、藏文、龟兹文、回纥文等西域或少数民族文字抄写的。这些藏书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，可惜这些宝卷不被当时的中国政府重视，多被外国人劫走，使中国文化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。不过随着敦煌宝卷的被劫掠，敦煌的名字也响遍全世界，研究敦煌文物也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——“敦煌学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