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早期使用“物质文明”、“精神文明”两个概念的文章和作者有如下：1899年12月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他自己主编的《清议报》第三十三册上以“哀时客”笔名发表了《国民十大元化论》（一名《文明之精神）一文，文中说：“文明者，有形质焉，有精神焉，求形质之文明易，求精神之文明难。”梁的观点当然不无可议之处，但他在我国思想界第一个使用了两个“文明”概念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。

1902年，由胡英敏在东京编印的《译书汇编》第二年第十一期中署名攻法子的“政法片片录”中说：“精神文明为一国生气之所系，有之则兴，无之则亡”,“然物质文明有助成精神文明之用。”

1913年5月，《东方杂志》发表高劳（即该刊主编杜亚泉）的《现代文明之弱点》一文，使用过这两个词汇。

1918年，鲁迅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随感录三十八》，批评一种论调，即“外国物质文明虽高，中国精神文明更好”。同年，陈独秀在《质问<东方杂志>记者——<东方杂志>与复辟问题》一文中，指出西洋文明，于物质生活之外，亦有“精神文明”。

1919年，孙中山在《孙文学说》中说：“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，而后能进步”。

1921年，《东方杂志》发表署名三无的题为《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》一文说：“就抽象的言之，得别文明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二方面”。

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，瞿秋白在《新青年》和《东方杂志》上分别发表《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》、《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》两篇文章，指出“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”，然而，中国的“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，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”；又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文明代替资本主义文明，“物质文明愈发达”,“则精神文明愈舒畅”。

1925年6月，郭沫若写的《王阳明礼赞》，其“附论一”的题目就是“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”。

1926年5月，赵元任的格言体《语条儿》，其中一条是：“物质文明高，精神文明未必高；可是物质文明很低，精神文明也高不到哪儿去。”同年，胡适在《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》一文中，也说到过“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