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两汉时期，经学笼罩一切，国家既不为史学设立学官，史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庸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这种情况得到彻底改变。东晋元帝太兴二年（319年），石勒初称赵王，即以“任播、崔漫为史学祭酒”(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)。这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设置史学学官，也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“史学”一词。宋和南齐初年，国家又设总明观，内中即置有史学科，设学士官，专门研究和教授史学。齐武帝永明三年（485年），以国学既立，省总明观。但自此以后，无论国立的国子学、太学，还是私立的精舍之中，均以经、史并为教授主课，史学深为士人所好尚。如果说，前引石勒设“史学祭酒”，还主要是一种学官的设置，那么，《南齐书·文学·王珪之传》所记珪之“有史学，撰《齐职仪》”，这里的史学，便已包有现代通常所说的“史学”的含义了。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。它清楚地表明：我国史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从实际到概念都已独立了。自此以后，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，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门显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