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隋唐嘉话》记载，唐太宗李世民一次翻阅医方，见“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”，乃下令以后在笞刑中只许臀部受刑，不得击背。太宗所见之图名叫“明堂图”，即唐代医官所用的人体解剖图。

其实，我国人体解剖渊源十分久远，起码可以上溯至西汉末年。据《汉书·外戚传》记载，天凤三年（公元16年）王莽捕得政敌王孙庆，“使太医、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，量度五脏，以竹筵导其脉，知所始终，云可以治病”。这次解剖手段极其残酷，但目的性十分明确。参加者有太医（皇室御医）、尚方官员（朝廷技术人员）、巧屠（熟练的屠夫）；研究项目是内脏的大小和相对位置，以及血管的分布和循环规律。这种血淋淋的活体解剖固然可以取得治病的科学根据，但从人道角度上则永远要受到谴责。

另一则外科手术的记载，却是在科学和人道上都取得成功的范例。据《唐书•忠义传》记载，武则天执政时，怀疑太子李旦谋反，令来俊臣用酷刑拷掠太子家臣，逼令诬攀。太常工人金安藏闯入刑堂，执理申辩，拔出佩刀当堂剖腹，大呼：“请剖心以明皇嗣（太子）不反！”刀过胸臆，五脏迸出，血流被地，气绝而仆。武则天闻讯，“令舆入宫内，遣医人纳却五脏，以桑白皮为线缝合。傅之药，经宿，金藏始苏”。当时的“医人”对这位开肠破肚的自裁者不是束手无策，而是采用了内脏复位和缝合、傅（敷）药三种有效的治疗方法，挽救了这位忠义之士的垂危生命。文中所记“以桑白皮（是桑枝的韧皮）为线”颇堪注意。遗憾的是关于外敷药物和手术器材未予记载，使我们无法看到完整的临床资料。

在我国封建社会，医学被列入卜筮星象之流，不被重视。即如孙思邈、张仲景等“神医”，在“正史”里也只能列入“方伎传”中，篇幅有限，语焉不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