剪纸，是用镂空透雕来创造美的一种艺术形式。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，人们已经有了美的观念，并且产生了对镂空透雕美的追求。例如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豆，它的圈足就是镂空的花纹。利用其他薄片材料进行剪刻镂花，在出土文物中屡见不鲜。例如周代的铜带饰，战国的银箔镂空刻花弧形装饰物，透雕玉璜等。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一件战国镂空刻花皮革，在很薄的皮革上刻有细密的圆、方和三角形组成的连续花纹，它足以说明，当时除了没有纸作为材料之外，在技术方面已经为剪纸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。

南朝梁宗懔所著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了荆楚（今湖北、湖南省）一带的节日风俗。在“人日”时，要用彩色幡纸剪成人形贴在屏风上，妇女们则把用幡纸剪成的燕子戴在头上，作为节日的装饰。这可以作为剪纸已在民间流行的证明。

上述这些，始于远古的人们对镂空透雕美的追求，产生了用各种薄片材料剪刻镂空的种种工艺。它们在制作技术上和艺术效果上，都在孕育着剪纸艺术，或者说是开了剪纸艺术的先河。

真正用纸剪成的剪纸，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北朝时期的作品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的古墓葬中，先后出土了五幅剪纸。其中有八角形团花、忍冬纹团花、菊花形团花三幅，层次交错，变化繁复，颇有韵律感。另两幅更为复杂，在几何形内圈之外分别剪出一圏对马和对猴，将动物很巧妙地组合在图形的画面中，给人一种清新之感，其艺术表现之成熟，决非萌芽的原始状态。

中国剪纸发展到宋代，已经在民间普及。从有关记载看，宋代民间剪纸的应用范围很广：有的将剪纸作为礼品的点缀，有的贴在窗上做窗花，有的巫师用剪纸“龙虎旗”驱邪，有的把剪纸用于工艺装饰（宋代的吉州窑，用剪纸花样在瓷器上贴印烧制，使吉州瓷器独具特色），还有的用剪纸装饰灯彩。

特别值得注目的是走马灯（内装剪纸形象）对普及剪纸的作用，宋代，每年正月十五的“灯市”活动很热闹，民间剪纸就是通过走马灯的形式开始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，可以说一年一度的灯市中，也是一次相当规模的“准剪纸展览”。

宋代剪纸的普及，还表现为专业剪纸艺人的出现。据周密著《武林旧事》记载，当时杭州就有“剪字”、剪镞花样、“镞影戏”等专门从事剪纸或同剪纸有关的手工业，“每一事率数十人，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，皆他处所无也”。周密在《志雅堂杂钞》中，记述汴梁（今河南开封市）的剪纸艺人时说：“向旧都大街，有剪诸角花样者，极精妙，随心所欲而成。又中瓦有俞敬之者，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。其后，忽有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，更精于二人，于是独擅一时之誉。”这是最早的民间剪纸艺人。

明代剪纸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。1965年在江苏江阴出土的一把明代折扇，在素色扇面的双层纸间，夹裱着一幅深色的“梅鹊报春图”剪纸，精美别致。据记载，著名的佛山剪纸，在明代就已经远销东南亚一带，博得声誉。

清代剪纸进入宫廷。北京的坤宁宫，是清代皇帝结婚时的洞房，室内的布置一直保留着满族的习惯：墙壁纸裱，四角贴着黑色的“喜”字剪纸的角花；顶棚中心贴着龙凤团花的黑色剪纸；在宫殿两旁的过道璧上，也贴有角花。这时，剪纸艺术走出民间，初登“大雅之堂”了。

在明、清人的笔记和地方志中，记载了不少擅长剪纸的名手，同时，明、清时代有些书法家、画家也被剪纸艺术所吸引，参与了剪纸稿样的创作。清代流行的花字剪纸，就是书法与剪纸结合的产物，

延安地区地处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流域，有着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民间风俗。延安剪纸历史悠久，群众基础深厚。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美术家力群、陈叔亮、张仃、古元、夏风等，深入群众学习民间剪纸，并且创作出一大批反映解放区人民生产、战斗、生活的新窗花，它推动了群众性剪纸的创作和发展，使传统民间剪纸发生了革命的变化，新剪纸在延安诞生了。

1946年，陈叔亮编的《窗花》在上海出版，同年，美术家江丰和诗人艾青在张家口印了《陕北民间剪纸》，这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剪纸集。1949年，江丰和艾青在《陕北民间剪纸》基础上增选了一部分新剪纸，改名为《西北剪纸集》，在上海再版。这些剪纸集，不仅为研究剪纸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，而且引起了我国美术界重视对剪纸艺术的收集和研究。

建国后，剪纸的艺术价值更受到重视，剪纸的艺术劳动得到尊重，剪纸创作空前繁荣，中国剪纸赢得了国际声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