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神话，产生于原始社会，是人们的口头创作。它以幻想的形式，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，来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生活。我国神话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，不断丰富完善，被整理记录在先秦及秦汉人的著作中。和希腊神话一样，它的许多内容几乎家喻户晓。象女娲补天、大禹治水、羿射九日、嫦娥奔月、精卫填海等，都以其“永久的魅力”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我国神话是文学上浪漫主义的源头。神话中不怕牺牲、积极进取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，对后代作家有极大的启示；而神话中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，亦为后人提供了不少创作题材。

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，如屈原、曹植、陶渊明、李白等，他们那种愤世嫉俗、追求理想、渴望光明的可贵精神，莫不受到神话的熏陶的滋育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在诗歌里赞扬夸父、精卫，提到了神话中的丹木、三青树。他写道∶“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苍海，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”以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自励。他们不仅直接摄取神话为自己的创作素材，同时，从刻画人物、表现手法上亦有所继承。屈原的《离骚》就是用幻想的形式、浪漫的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和理想；而屈原又根据“天地山川神灵”及“古贤圣怪物行事”，创作了《天问》；而《九歌》中的《东君》、《河伯》、《山鬼》等，都是有神话色彩的优美诗歌。曹植歌颂了洛水之神宓妃，陶渊明赞扬了精卫、刑天，而李白则更善于用神话的奇幻形式，作超现实的艺术描写，表现诗人的热烈向往、美好追求。如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∶“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虎鼓瑟兮鸾回车，仙之人兮列如麻。”显示仙境与现实的对立。在《梁甫吟》中，雪公、玉女等，又被李白赋予另一种意义，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象征。

明代胡应麟说∶“《山海经》是古今语怪之祖。”这说明了神话对志怪小说的影响。从魏晋志怪、唐代传奇，一直到明清神魔小说的出现，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和继承关系。魏晋六朝时的《博物志》、《述异记》等，都记述了精卫等神话故事。而西王母的形象，则从《山海经》中的“其状如人”，“豹尾虎齿而善啸”，到《汉武帝内传》里，成了“容颜绝世”的佳丽夫人，可以看到神话人物在小说中的演变过程。在“嫦娥奔月”、“奇肱国”神话的诱发下，《博物志》就创造了“海渚某人乘槎（类似火箭）至天河会见牵牛星”，《拾遗记》里就记载了沉行海底、水不浸入的“沦波舟”（类似潜艇）的幻想故事，表现了我国人民的丰富想象和高度智慧。影响所及，如唐传奇《柳毅》的龙宫，《西游记》的天界，无不受到神话的启迪。

神话和戏剧有着密切关系，汉代的“角抵戏”、晋代的“蚩尤戏”，大都是以神话为题材的表演。一直到今天，以神话为内容的戏剧、舞蹈，仍然活跃在文艺舞台上，起着教育人民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