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种文体的骈文，起源于秦、汉，形成在魏、晋，兴盛在南北朝。骈文在六朝时被叫做“今体”（相对先秦散体古文而言），或叫做“丽辞”（亦作“俪辞”，即对偶的文辞）。直到中唐，柳宗元在他的《乞巧文》中才开始把这种文体称作"骈四俪六"，简称骈文。

骈是两马并驾一车的意思。骈文全篇以双句（即俪句、偶句）为主，讲究对仗和声律，崇尚夸饰和用典。因为它能根据汉语文字的特点组成整齐美观的对偶句式，词藻华美，色彩鲜丽；又注重声韵的和谐，再加上多用典故，使文章不那么直露，所以这种文体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骈文发展到南北朝，在形式技巧上更加精密。不但要求把对偶句分类归纳为言对、事对、正对、反对等类型；而且随“四声八病”说的提出，在声律上要求平仄配合，并且在文句的字数上也渐渐趋向于“骈四俪六"。起先，大都是由四四相对和六六相对的形式组织成篇，如"勇冠三军，才为世出；弃燕雀之小志，慕鸿鹄以高翔。”（丘迟：《与陈伯之书》）进而发展到四字六字相间的形式，如“前园后圃，从容丘壑之情；左琴右书，萧散烟霞之外”（杨暕《召王贞书》）。世称之为四六文。四六文本是骈文中的一体，始于南朝，盛于唐宋，晚唐诗人李商隐就擅长此体。后因骈文的句式主要采取“骈四俪六”的形式，所以人们习惯上也将骈文称为四六文。

骈文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很多，其致命弱点是不重思想内容。发展到后来，流弊越来越大。隋代的李谔批评骈文是“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”“竟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。”（李谔《上隋文帝书》）这样，骈文日益走入了形式主义、唯美主义的死胡同，造成了文风的萎靡和形式的僵化。任何文体，当堕入形式主义的泥坑时，就失去了生命力，从而成为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。于是，唐代韩愈、柳宗元等人针对骈文弊病，发起了古文运动。

骈文鼎盛时期，在南北朝文坛上影响很大。不但写景言情的文章用骈体写，就连理论著作——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——也是用骈文写成的。甚至连写给朋友的书信（如吴均《与宋元思书》）、写给亲人的家信（如鲍照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），也都用骈体来写，这实在是束缚思想。总的说来，骈文成就不高，对后世影响有恶劣的一面；但骈文中也有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好作品。如南齐孔稚珪的《北山移文》，用拟人笔法，对趋炎附势之徒进行了尖锐辛辣的讽刺，洋洋洒洒，痛快淋漓。此外还有一些状物写景、抒怀言志，艺术上也比较高超的好作品。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笔力遒劲，文采飞扬。用事而不失于晦涩，对偶而不落于板滞，且其中不乏警句，如：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；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