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名人的作品，不为世人所重，一旦经名人推荐，马上驰誉当时，这种重人不重文的风气，我国古代流传甚广且久。

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，出身寒门，未成名时，欲赋三都，大文豪陆机听到，写信告诉弟弟陆云说∶“这里有一贱人欲作《三都赋》，待其写成，可用来盖酒坛子哩。”左思苦写十年，赋成，时人讥鄙，几乎一钱不值。左思无奈，以赋谒宰相张华，张嘱请名人作序。左思乃求序于大名士皇甫谧，谧撰序成，以前讥鄙者莫不恭恭敬敬地看待其赋。于是，洛阳人士争相传抄，纸为之贵。

南朝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，出身微贱，撰成《文心雕龙》，“未为时流所称”。勰想借重宰相沈约的声望，但沈约门禁森严，无由得见。勰只好背着书，躲在沈约出行的路旁等待。一天，沈约出，想急忙谒于车前，“状若货鬻（卖东西）者”。沈约十分欣赏《文心雕龙》，为之鼓吹。不久，刘勰就名扬天下。

此风至唐更盛。文士在应举前，须把所作诗文写成卷轴，投送朝中显贵，得到他们品评赞赏后，才有可能考中进士。这种风尚，当时号称“行卷”。著名诗人白居易，青年时代初入长安，将诗文谒文豪顾况。顾况初见居易，颇轻之，以其名取笑道∶“长安居，大不易。”及读居易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……”诗，大为欣赏，连声说∶“居易！居易！居易！”从此，居易仕途顺利，名噪一时。

古文大家韩愈也是“行卷”的路子才得以入仕的。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说，愈欲考进士，“投文于公卿间”，依赖曾为宰相的郑余庆为之延誉，由是知名当时。

五代以后，“行卷”风尚渐衰，但重人不重文的风气仍存。